上海办证

     据教育部统计，从1978年到2006年的29年中，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27.5万人。仅2005年，教育部的留学服务中心就办理了3万例国外学历学位认证。与此同时，归国人员的学历造假案例也开始增多。面对“学历作假”的质疑，“打工皇帝”唐骏在沉默一周后接受《名汇FAMOUS》的记者采访时说道：“你可以蒙一个人，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，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。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，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，就是一种能力，就是成功的标志。现在看来，他的这种成功似乎快走到了尽头。但正如癌细胞扩散般，它还会以不同的版本在我们的社会里上演，唐骏的逻辑只不过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注脚。

       在中国，文凭始终扮演着古代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的角色，在很大程度上先入为主地诠释了一个人的价值，而这也是韩寒之所以受人追捧的原因，因为他成功地跳出了这套被预设好的社会价值体系，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衡量标准，当然这是题外话了。美国也存在着巨大的本地假文凭消费市场。当然，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，一旦被发现，虽极少有坐牢的例子，但是终身的信誉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，而这直接关系到正常生活的维系，包括房屋汽车的贷款批复、信用卡的申请、应聘工作的可能，以及社会舆论的道德压力。

     文凭对于公司员工是饭票和升职书。从智联招聘薪酬数据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文凭的作用：2010年大专毕业生平均起薪工资1607元，本科为2321元，硕士为3254元，博士为4681元。另一方面，当社会阶层流动固化，那些既无社会关系，又无前途的“夹心层”广泛存在时，文凭更成了不少人往上爬的“救命稻草”。尽管这很可能只是一根“虚幻的稻草”。
 
    历史学家孙隆基认为，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“超越意识”，缺乏“终极关怀”，一切以“身”的安顿为依归，造成“有一口饭吃就行”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。这种彻底的“现实主义”导致生存成为了第一考虑，为此更可以不择手段，突破一切道德底线。唐骏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，并非只是学历与能力之争，而是它或多或少激发出了每个人身上的道德勇气。这种道德勇气不是针对他，而是针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共同编造的谎言现实。